谏太宗十思疏创作背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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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闻:求木之长者,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远者,必浚其泉源;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,根不固而求木之长,德不厚而思国之安,臣虽下愚,知其不可,而况于明哲乎?人君当神器之重,居域中之大,将崇极天之峻,永保无疆之休。不念居安思危,戒奢以俭,德不处其厚,情不胜其欲,斯亦伐根以求木茂,塞源而欲流长也。
凡百元首,承天景命,莫不殷忧而道著,功成而德衰,有善始者实繁,能克终者盖寡。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?昔取之而有余,今守之而不足,何也?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,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;竭诚则吴、越为一体,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之以严刑,震之以威怒,终苟免而不怀仁,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,可畏惟人;载舟覆舟,所宜深慎。奔车朽索,其可忽乎?
君人者,诚能见可欲,则思知足以自戒;将有作,则思知止以安人;念高危,则思谦冲而自牧;惧满溢,则思江海下百川;乐盘游,则思三驱以为度;忧懈怠,则思慎始而敬终;虑壅蔽,则思虚心以纳下;惧谗邪,则思正身以黜恶;恩所加,则思无因喜以谬赏;罚所及,则思无以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,宏兹九德,简能而任之,择善而从之,则智者尽其谋,勇者竭其力,仁者播其惠,信者效其忠;文武争驰,君臣无事,可以尽豫游之乐,可以养松乔之寿,鸣琴垂拱,不言而化。何必劳神苦思,代下司职,役聪明之耳目,亏无为之大道哉?时间条件 隋朝在农民起义中覆灭,给唐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。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:“舟所以比人君,水所以比黎庶。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 唐朝初年,为了缓和阶级矛盾,魏征积极进谏。太宗起初对魏征的直谏尚有抵触,扬言要杀他,后来他悟出魏征是为了国家地长治久安,便越来越能够接受魏征的建议,并且付诸实施。这篇奏疏写于贞观十一年(公元六三七年)。唐太宗登基后,开始了一段较有作为的政略,所以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“贞观之治”,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,不敢过分使用民力。他曾说:“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,恐为民害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〇九四著)。 可是,到了贞观中期,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.唐太宗开始大修庙宇宫殿,四处游玩,劳民伤财。就在魏征呈上此文的当年,已经民怨沸腾。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,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书中指出:“今所营为者,颇多不急之务”,百姓因“供官徭役,道路相继”,“春夏秋冬,略无息时”而“咸有怨言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十)。他却说:“百姓无事则易骄,劳役则易使”。(《新唐书·魏征传》)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。如贞观十一年,唐太宗巡游洛阳宫,泛舟积翠池,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建的亭台楼阁,便大发议论说:“(炀帝)将行幸不息,民怨不堪”,“遂使天下怨叛,身死国灭”,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,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:“今其宫苑尽为我有。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十),并且照样地“行幸不息”起来。又如要选拔人才,太宗收到许多有用的建议,可是没有像样的行动。魏征曾上疏说:“国家思欲进忠良,退不肖,十有余载矣,徒闻其语,不见其人,何哉?盖言之是也,行之非也。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七)。就在唐太宗越来越忘乎所以,别的大臣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,魏征却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这五个月中,连给唐太宗上了四疏,《十思疏》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(此为四疏中第二疏)。(节选自《应用写作》杂志1992年第2期《一篇真实得体的奏疏》) 在此疏中,魏征紧扣“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”的思想,为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,其主题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,君王必须努力去积聚德义。具体提出了戒奢侈、恤百姓、戒焦躁、不自满、不放纵、不懈怠、纳忠言、远小人、克喜怒、明赏罚等数十个建议。(《贞观政要》)
背景环境 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是唐朝著名的谏议大夫魏徵,在贞观十一年(公元637年)上书唐太宗(李世民)的一篇奏疏;文章中,魏征紧扣“思国之安者,必积其德义”,对这个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,主题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,必须努力积聚德义;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、戒奢以俭、虚心以纳下等十个治国需警醒的要点。 唐太宗登基后,开始一段是较有作为的,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“贞观之治”。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,不敢过分使用民力;他曾说:“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一〇九三) 可是,到了贞观中期,生产有了较大发展,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,加上对外战争年年胜利,边防日益巩固,国威远扬,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,他渐渐骄奢起来,忘记了“以民为本”,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,开始作威作福起来了。 就从贞观十一年这一年来看,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,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、宣尼庙;二月巡游洛阳宫,六月巡游明德宫,十月猎于洛阳苑,十一月又巡游怀州,狩于济源。老百姓为了服徭役,长年不能回家。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,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疏中指出:“今所营为者,颇多不急之务”,百姓因“供官徭役,道路相继”,“春夏秋冬,略无息时”而“咸有怨言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十)。他却说:“百姓无事则易骄,劳役则易使”(《新唐书·魏征传》)。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,他在生活上渐渐奢侈的同时,还有些崇尚空谈,不务实际了;这点魏征是看得很清楚的。 贞观十一年,“(炀帝)将行幸不息,(《贞观政要》卷十),并且照样地“行幸不息”起来。又如要选拨人才,唐太宗说了千百遍,可是没有象样的行动。魏征曾上疏说:“国家思欲进忠良,退不肖,十有余载矣,徒闻其语,不见其人,何哉?盖言之是也,行之非也。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七),《十思疏》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。其主要内容是:劝谏太宗施仁政、心怀天下、从谏如流、以民为贵,亲贤臣远小人等,去做一个好帝王。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是魏征奏疏的代表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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